西安半月记

西安半月记

蒋中正

引言

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之变事起仓卒，震惊中枢，几摇国本。中正于二次入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，言动岐异，且有勾通匪部、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，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。中正以国家统一始基已具，且东北军痛心国难，处境特殊，悲愤所激，容不免有越轨之言论，如剀切诰谕，亦必能统一军心，使知国家利害之所在。同是黄、炎胄裔，患在不明国策，岂甘倒行逆施？中正身为统帅，教导有责，此身属于党国，安危更不容计，爰于十二月四日由洛入关，约集秦、陇剿匪诸将领，按日接见，咨询情况，指授机宜，告以剿匪已违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，最以坚定勇往、迅赴事机之必要；又会集研究追剿方略，亲加阐示。虚心体察，实觉诸将领皆公忠体国、深明大义，绝不虑其有他。不料仓卒之间变生肘腋、躬蹈其危，推诚之念虽笃，虑患之智不周，此皆中正不德所致，于人何尤？

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：八年剿匪之功，预计将于二星期（至多一月内）可竟全功者，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。而西北国防交通、经济建设，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，粗有规模，经此变乱损失难计，欲使地方秩序、经济信用规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。质言之，建国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，可痛至此！倡乱者同具良知，亦必自悔其轻妄之不可追赎也。

自离陕回京以来，叠承中外人士询问变乱当时躬历之情形，中正受党国付托，陷身危城之中，方自惭疚之不遏，何敢再有所陈述？即欲拥事纪实，已不能无挂漏之感，亦何以避免揭人之短与扬己自诩之嫌？叛部虽早已不视余为其上官，而余则不能不认为我之部属，部属之罪恶实亦即余之罪恶，琐琐追述，又适以自增其愧怍。唯以诸同志及各方友好均以不能明悉当时实情为缺憾，爰检取当时日记，就一身经历之状况与被难中之感想略纪其概，以代口述，凡以志余谋国不臧与统率无方之罪而已。

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二月

十二月十一日

早起在院中散步，见骊山上有二人向余对立者约十分钟，心颇异之。及回厅前，望见西安至临潼道上有军用汽车多辆向东行进，以其时已届余每日治事之时间，即入室办公，未暇深究。

黎天才等忽来求见，事前未约定，殊觉突兀。黎谈话时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，与汉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辙 ，知其受毒已深，痛切诫斥之。

是晚招张、杨、于与各将领来行辕会餐，商议进剿计划。杨、于均未到，询之张汉卿，则知彼亦于今晚宴来陕之中央军政长官，杨、于先在西安招待，俟此间餐毕，将邀诸人同往也。

汉卿今日形色匆遽，精神恍惚，余甚以为异。殆以彼昨来见时 受余责斥，因而不快欤？或彼已闻余训责黎天才之言而不安欤？临睡思之，终不明其故，以时迟，亦遂置之。

十二月十二日

凌晨五时半，床上运动毕，正在披衣，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，立命侍卫往视 。未归报，而第二枪又发，再遣第二人往探。此后枪声连续不止，乃知东北军叛变。盖余此来仅携便衣卫士及卫兵二十人，而行辕大门外之司警戒者即张之卫队营也。

少顷，侍卫官竺培基及施文彪来报：“叛兵已蜂涌入内，本已冲过第二桥内，被我等猛射抵御，死伤甚多 。叛兵知我内卫线已有防备，刻已略退，请委员长从速离此。”

竺、施等报告方毕，毛区队长裕礼亦派传令来报曰：“叛军已冲入二门，但接后山哨兵所电话，称该处并无异状，亦未发现叛兵。”

余问：“毛区队长在何处？”

答：“区队长正在前院第二桥前假山旁率队抵抗，速请委员长先登后山。”

余问：“叛兵如何形状？”

答曰：“戴皮帽子，皆是东北军官兵。”

此时余犹疑为一部之兵变，必系赤匪煽惑驻临潼部队暴动，而非汉卿有整个之计划。盖如东北军整个叛变，则必包围行辕外墙之四周 ，今前垣以外尚无叛兵踪迹，可知为局部之变乱。如余能超越山巅，待至天明，当无事矣。

乃携侍卫官竺培基、施文彪与随从蒋孝镇出登后山，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，门扃仓卒不得钥，乃越墙而出。此墙离地仅丈许，不难跨越 ，但墙外下临深沟，昏暗中不觉失足，着地后疼痛不能行。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，不数十步，至一小庙，有卫兵守候，扶掖以登。此山东隅并无山径，而西行恐遇叛兵，故仍向东行进。山岭陡绝，攀援摸索而上。约半小时，将达山巅，择稍平坦处席地小憩，命卫兵向前巅侦察 。

少顷，四周枪声大作，枪弹飞掠余身周围而过，卫兵皆中弹死。余乃知此身已在四面重围之中，此决非局部之兵变，而为东北军整个之叛乱 ，遂亦不再作避免之计，决计仍回行辕，再作计较。乃只身疾行下山。

及至山腹，失足陷入一岩穴中，荆棘丛生，才可容身。此时身体已觉疲乏不堪，起而复仆者再 ，只得就此暂息，以观其变。

时天已渐明，由穴中向外了望，见骊山下已满布军队。旋闻山下行辕外机关枪与迫击炮声大作，约半小时许，知行辕卫兵尚在忠勇抵抗而不肯屈服，故叛兵用炮进攻也。

计此时当已九时许矣，自此即不闻枪声。叛部乃四出搜索，经过余所在之穴前后二次，均未为所发觉。忽闻距余二三丈外之地有与叛兵厉声争执者 ，察其声，知为孝镇。

时叛部搜索益急，闻岩穴上叛兵相语曰：“此间有一服便衣者，或即为委员长也。”

另一叛兵曰：“姑先击以一枪再说。”

又一叛兵呵止之曰：“不要胡闹！”

余乃抗声答曰：“余即蒋委员长，尔等不得无礼！如尔等以余为俘虏，则可将余立即枪杀，但不得稍加侮辱。”

叛兵称不敢，向天空发枪者三，高呼：“蒋委员长在此矣！”

旋孙铭九营长来前，向余长跪而泣，连言：“请委员长下山。”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。

孙随护下山，至华清池行辕前，余欲入内稍憩，见门内物件纷乱，尸体枕藉。孙坚请余登车入西安，谓：“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，营长奉上官命，请委员长入城。”

余命孙：“找尔之副司令来！”

孙曰：“副司令在西安相候。吾人非敢对上官叛变，实对国事有所请求，将面陈于委员长，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。”

余怒斥曰：“叛逆狂谬至此！无多言，欲毙余，则速毙余可也！”

孙与第一○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，请登车入城。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，遂登车行。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，夹坐余之左右 ，另一副官坐车前，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也。

车向西安城直驶，经东关，遥见张汉卿之车，唐旅长谓：“副司令来
矣！”既近，实非张，乃来传令送余至何处者。

唐旅长询前坐之谭副官：“送委员长至何处？”

副官答：“新城大楼。”

新城大楼者，即西安绥署，杨虎城所居。余闻而大疑：以围攻叛变者为东北军，何乃送余至杨处？时车已近东门，见守卫兵士均佩“十七路”臂章，余更为骇异。继思昨晚约宴各将领，虎城未到，必以先赴张宴，为张所绐，被其扣留，更念中央在西安之高级将领必为其一网打尽矣。顷所见佩“十七路”臂章之兵士，疑系张部将第十七路军留西安部队缴械后，褫其军衣而令东北军服之，以掩人之耳目者。盖虎城参加革命之历史甚久，亦为本党之老同志，信其不致附和叛变也。

既入城，唐君尧向余喟然叹曰：“委员长鬓发渐白，较二年以前我等在庐山受训时苍老多矣！国家实不能一日无委员长！只看西安城内之繁荣景况与二年以前大不相 同，非委员长主持西北建设，曷克臻此？甚望委员长善自珍重！”

余未及答。

十时，抵新城大楼。余既入绥署，未见虎城。移时，绥署之“特务营”营长宋文梅来，孙铭九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。宋告余以：“副司令请委员长在此休息，副司令不一时即来。”余乃命觅张汉卿来见。

约半小时后张始来，对余执礼甚恭。余不为礼，张垂手旁立。余问：“今日事，尔事前知之乎？”

答：“不知。”

余谓：“尔既不知情，应立即送余回京或至洛阳，则此事尚可收拾。”

张谓：“事变实不知情，但我有意见欲向委员长陈述之。”

余谓：“尔尚称余为委员长乎？既认余为上官，则应遵余命令送余回洛阳，否则汝为叛逆，余既为汝叛逆所俘，应即将余枪杀，此外无其他可言也 。”

张谓：“委员长如能听从余等之意见，则当然遵委员长之命令。”

余斥之曰：“尔今究自认为部下乎？抑敌人乎？如为部下，则应服从命令送余回洛；如为敌人，则立毙余可耳！二者任汝择一行之，他不必言；即言，余亦不能听也。”

张遂自述其此次行动之动机非叛变而为革命。余厉声叱止之曰：“然则尔尚诿称今日之叛变为不知乎？”

张言：“即是敌人，亦有谈判余地。”

余愤极，诘之曰：“敌人尚有话可说乎？尔以余为何如人？余岂能屈于叛逆与降服于敌人之劫持与威胁者？”

张气少馁，谓：“此间事非余一人所能作主，乃多数人共同之主张。余今发动此举，当交人民公断。倘国民赞同余等之主张，则可证明余等乃代表全国之公意，委员长即可明余之主张为不谬，请委员长退休，由我来干；如舆论不赞同，则余应认错，请委员长再出来收拾。余始终自信为无负于委员长之教训。现在请委员长息怒，徐徐考虑之。”

余闻其“交人民公断”一语，乃知彼辈杀余之毒计，将假手于暴民之所为也。余乃怒诘之曰：“尔妄想国内民众与舆论能赞同尔等叛乱乎？恐即尔等素所称为‘人民阵线’者亦不至赞成尔今日之狂谬行动！尔自称为‘革命’，叛逆亦可称‘革命’乎？陈炯明何尝不自称为革命，天下人谁能信之？尔之部下即在此室之周围，尔犯上作乱如此，又将何以率属，何以为人？尔能保尔之部下不效尤尔今日之所为者以施于尔身乎？尔应回忆 ，四年以前国人皆欲得尔而甘心，余代尔受过者不知凡几。以余之宽容庇护，尔尚可安然远游海外，今日以后，茫茫大地何处是尔容身之所？尔真生无立足之处 、死无葬身之地矣！尚不自悟，余实为汝危之！”

张闻言，顿时变色曰：“尔尚如此倔强乎？”

余反诘之曰：“何谓倔强？余为上官，汝为叛逆，国法军纪对汝叛逆均应执行惩罚，况斥责乎？余身可死，头可断，肢体可残戮，而中华民族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。余今日身在尔等叛逆之手，余即代表整个民族四万万人之人格，人格苟有毁伤，民族即失其存在。尔以余为威武所可屈而向汝叛逆降服乎？今日之事，尔有武器，我有正气 。我虽无武器，须知正气与喉舌即为余之武器。余必捍卫民族之人格，而求无愧为总理之信徒，无负于革命之先烈，亦必无负于生我之天地父母与全国国民！尔小子何知，乃妄想余为尔所威胁，而视余今日之正气为倔强乎？尔如有勇气则立时毙余，不然，则认错悔罪，立时释余。否则尔既不敢杀余，又不能释余，则尔将来更何以自处？余为尔计应立即毙余，乃为上策。尔曷不决然杀余耶？”

彼闻言低头不语，神色沮丧，移时问：“尔真无考虑余地乎？余去矣！”

余挥之曰：“去休！”

彼乃改容以请曰：“移居余处何如？”

余曰：“决不入敌人之居。”

彼又谓：“在此不甚安全。”

余答之曰：“余不需汝保护！”

彼坐而复立者数次，在旁窥察余之神色态度。余闭目不理之。如此半小时，屡言：“余欲去矣！”继又坐，命役人以食具来，请余进食。

余谓：“余生已五十年矣，今日使国家人民忧危至此，尚何颜再受
人民汗血之供养而食国家之粟？况义不食敌人之食！”坚拒之。张仍侧立，甚久而不去。

余问：“邵主席何在？”

彼答：“亦在绥署前面。”并言：“中央诸将领均安全，毫无损害，唯钱慕尹以格拒变兵被枪伤，然亦仅耳际略被擦伤而已。”

余命其请邵主席入见。彼乃命卫兵往觅邵，而仍旁立未行。数分钟后邵主席力子来见，询余起居毕，张即告退而出。

余问邵：“自省府来乎？”

邵曰：“自绥署卫士队队长室来。顷钱慕尹亦在彼处。慕尹受枪伤，弹由胸穿背而出，出血甚多，即将移地疗伤矣。”

其时张虽退去，而宋营长仍侍于门次。余两次命宋退且闭室门，宋未从，余自起阖之，宋遽举足入内，谓：“请原谅！奉有命令，侍护左右，不敢阖户也。”

余知其为监视，亦遂置之。以向所语张者约略告邵，并即起草一电稿致余妻，交宋营长转张拍发。盖自分以身为革命殉，不能无遗言以告家属。

邵见余已决心牺牲，凄然有感，谓：“委员长顷所语张之二事，逆料回洛必不可能，加害亦决不敢 ，但旷日持久，或生他故。委员长以一身系国家之安危，应以安全为重。忆民十六年、二十年曾两次辞职，但均以党国需要，不久复出，此次可否考虑及此？”

余庄言告之曰：“余信人太过，疏于戒备，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，回京以后当然向中央引咎呈辞，并请严加议处 ，但断不能在部下劫持之形势下在西安表示辞职；即彼欲要挟余发布何种命令，或签认何种条件，余亦宁死必不受胁迫。余若稍事迁就，以求苟全性命，将何以对四万万国民之付托耶？”

邵闻言无语，见余衣薄，请加衣。余告以无需，宋营长进皮袍，亦拒
之。侍役以早餐及饼干进，挥去勿食。其时体惫痛不能复支，乃就床睡。邵再四珍重而去。

邵去后，宋营长入见，问：“委员长尚识余乎？”

余告以不识。

宋谓：“学生乃军校第八期生，距毕业仅二月，教育长不知以何原因将余开除，与委员长固有师生之谊也。”

宋侍余甚周到，奉衣奉食，婉劝数次。并劝余：“此时对张徒责无益，不如容纳其一二主张，俾此事能从速解决 ，否则于国家、于委员长均极不利。”如此诤谏，前后凡数次。

余屡命之曰：“我在学校时如何教诲尔等，尔当能忆之。革命者所恃唯人格，余今不能苟全性命以亏损人格 。在校如何教，自身即应如何做。若行不顾言，何以为人师乎？”

宋唯唯而退。

是日终日未进食。侍役皆彻夜未睡，午夜一时，宋尚入室视余。

十二月十三日

八时起，侍者入言张清晨六时即来此，以委员长方睡，不敢惊动。余命再请邵主席来。

未几，张又来，执礼甚恭如昨，对余请许其再进一言。答以疲甚，无精神说话。彼无言退出。

宋文梅与绥署侍者以早餐进，且声明此为彼等私人所购备者，谓：“我等知委员长不愿再食公家之食，特以私人出资为委员长备此。委员长一身系国家民族之重，昨已终日未进粒米，今日务请纳我等诚敬之意，勉为进食。委员长自身即不为身体计，亦应为国家珍惜此身。”

余曰：“多谢尔等之意！余此时尚不觉饥饿，如需食时，当再告尔等也。”

是日，仍竟日未食。而侍者每一小时必进茶点一次，意极殷勤，见余不食，辄忧形于色。此种诚意，出自内心诚执之流露，亦殊令人感动。

十一时，力子又来见。余腰部及腿膝均作痛，不能起坐，邵乃坐床
侧与余谈。宋营长仍在旁监视，如昨日状，余命其暂退，宋谓：“奉张副司令命令，不敢擅退，务请原谅！”自始至终监视未撤去。

邵言：“张顷来访，力言委员长在绥署起居太不便，今特预备高培五师长宅，供委员长居住。彼处前有草地，房舍亦清净，且有御寒设备，于身体较宜。移居后，张亦得朝夕趋竭。以委员长盛怒未已，不敢进言，故嘱余转劝。”

邵言毕，余告以：“决不能迁住何处。此为西安绥靖公署，亦即为行政院在陕之机关，余为行政院长，唯居此乃为无亏于职守。汉卿如不能送余回洛，余即死于此，可以此言告之也。”

邵又言：“张谓委员长怒气太盛，每见必严词诃斥，致不能尽所欲言。如再进见，盍少假以词色？”

余告邵曰：“余对汉卿期许过殷，且彼平日每自认为子弟，甚至谓事余如父，则余对之严词诃责亦何不可？汉卿平日在余前畅所欲言，但在今日，则必汉卿不提出任何条件，余方能倾听之。可告汉卿：勿受人迷惑作联俄梦想 ，亦勿自以为即使失败尚可漫游海外，须知如此做法，如不速自悛改，世上无论何国、何人皆不以为友，直将为举世所不齿耳。汉卿今尚自谓尊敬余 、信仰余，应知凡自称尊敬、信仰领袖者，如闻他人诬谤其领袖而不亟起纠正制止，反以中立自居或默认其说，则其尊敬与信仰皆为不诚，终必叛变其领袖而自趋于灭亡。汉卿日前向余报告，在灞桥对请愿者说话，曾谓：‘我可为你们的代表，有话可以代达；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的代表，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。’彼自以所言甚得体，言时甚得意。余当时即纠正其谬，谓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代表而站在中间，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？如再晤张时，可以昔日余脱离陈炯明之故事告之。盖陈炯明之叛总理余早已察知其微。余昔奉总理命 参加陈氏戎幕，陈氏初甚信任余，嗣陈氏知我信仰总理之心无法撼动，乃忽变态，时时加余以难堪，余皆愿为革命忍受之。一日共餐，叶举在座，大言诋毁总理，谓‘孙大炮’如何如何 。陈氏态度自若似无所闻，余愤不可遏，置箸离座，邀陈至别室，问以亦闻叶举所言否，何以任令毁谤总理而不纠正之？陈漫词慰解，终无诚意表示。余遂知其必叛总理，立即束装归里。迨陈氏实行叛变，总理蒙难，余冒险犯难，驰赴黄埔，随侍总理于永丰舰中，与陈氏作殊死战，势不两立。凡人信仰领袖，必绝对服从，不可有丝毫之怀疑，更不得持中立态度。汉卿今日之事所由来亦非一朝一夕，乃仍矢言信仰余 、服从余，此真未闻革命大道，宜其一切轻率、毫无诚意与定见，殊可悲也！”

旋问力子：“曾见虎城否？何不令其来见？”并嘱力子移入大楼与余同住。力子诺之，尚不知张等允许否也。

是日，张连来见余四次，神色较前沉默。晚间，又穿军服来见，启门见余睡，即言：“委员长已睡，不惊动了！”旋即出至大厅，似集多人有所商，声细不可辨，似闻有交人民审判之语。

是夜十二时半，宋文梅入言：“孙铭九来见。”

余告以已睡，宋又言：“孙必欲入见，乃来请委员长移居者。”

孙即入内，携手枪见余，频言：“今晚必请委员长立刻移居。”

余曰：“此处即我死处，余誓死决不移出此室。尔等二人俟我死
后，可传命即以此室外大厅为余营墓可也。尔持武器入室，形同胁迫；余此时虽无武器，须知余有正气，欲杀则杀我可耳，但决不移居。”

孙词色稍和缓，频频请移居，至二时尚不去。余大怒曰：“黑夜持武器缠扰不已，是何理由？余为尔之上官 ，命尔立即出去，即应遵命立即出去。”孙乃退。

余知叛部之意甚险，决以正气与精神力量与之斗争。自念幼读圣贤之书，长隶革命之籍。古来忠烈，刀锯鼎镬，甘之如饴，千载下犹懔然有生气 ，景行既夙，应求无愧。而总理之大无畏精神，尤为后死者所宜秉持勿失。逆料今后险恶情状，可以想像而知。昔耶稣受恶魔四十日之磨折试炼，其恶战苦斗尤甚于余今日之所遇 ，余唯提高正气之力量，以与叛部作激烈之抗争，且当准备以十字架被难之精神，于叛部交付所谓人民公判时作最后之牺牲，以求不愧于慈母之教，无负于同志之望而已。到此，自验此心究竟作何景象，只觉神明泰然，无负平生所期，引为自慰。

十二月十四日

早晨，张又来见，立门后，对余流泪，若甚愧悔者。余未与之言。半响，彼无言自去。

余命侍者请邵主席来见，待一小时尚未至，再四催询之，支吾其词以对。余察彼等态度甚可疑，意邵已离绥置卫士队长室，或已遭不测欤？悬念不置。

正午，张又来，仍申前意，坚请移居，谓：“此间警卫均非我所能指挥，进见时说话甚不便，对委员长之起居与安全亦不能完全负责调护，心甚不安，无论如何，请迁住高宅。”

余答称决不移居。张乃言：“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，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。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，实有非吾人想像所能及者。委员长不是在日记中骂我无人格乎？余今日自思实觉无人格。然委员长以前对部下亦太简默，如余以前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卤莽之行动。现在深觉自己观察错误，既认识领袖人格之伟大，即觉非全力调护委员长无以对国家。无论如何，居此间决非办法。委员长虽坚不允移居 ，但余必以全力请迁出此室。委员长不肯自行，我亦将背负委员长以出。”

余仍力拒其请，并明告曰：“除非送余回京，否则余决不离此。”

张曰：“我欲委员长移居者，乃欲设法秘密送委员长回京而不使人
知也。”

余曰：“余如离开西安，必须正大光明堂堂皇皇的出去，决不能鬼鬼祟祟随尔潜行。人格重于生命，已一再为汝言之矣。”

言至此，张突出端纳之电示余，谓端纳即将来此。端纳者，外间常误以为政府所聘之顾问，实则彼始终以私人朋友资格常在余处，其地位在宾友之间，而坚不欲居客卿或顾问之名义。此次乃受余妻之嘱来陕探视余之
生死者也。

余告张以端纳到时可嘱来见。张仍力请余允其移居。余不欲与之多言，仅谓迁居事待见端纳后再说。张又泣下，久之始去。

下午四时，命杨虎城来见。余此时始知虎城对陕变确亦预谋，问杨何以收拾此变局。杨谓：“余等始意不如此，后来做得太坏，实无以对委员长 。现唯以委员长之命是听，委员长谓应如何则如何耳。”

余又问：“最初发动之情形究竟如何？”

杨只谓初时实甚简单，而不肯明言其他。

余告以：“万想不到尔等受人煽惑、中人毒计至此。然余亦不能辞其责。余平日推心置腹，防范太疏，致启反动者煽动部下之祸心以肇此变，即此应向中央及国民引咎。尔等应即收束此局，送余回京，并向中央请罪 ，庶变乱不致扩大以贻祸国家。当知救国大计已为尔等贻误不少矣！”

杨称当退与诸人商之，遂出。

下午五时端纳来见。以一异国人而不辞远道冒险前来省视，其忠义足令人感动。见余，询安好毕，出余妻之手函示余，即自请与余同 住。余允之。

端纳谓：“此间起居实太不便，务请珍重身体，另迁一处。”

其时张亦在侧，力曰悔悟，意似颇诚，谓：“只要委员长俯允移居与端纳同住，则此后一切事大家均可听命办理，并早日送委员长回京。”

端纳亦坚请。余不忍拂之，遂以下午移居于高宅。当时细思张如此一再坚请余移居，终不明其故 ，或彼以余住新城乃在杨之势力范围内，时久恐余与杨接近，则彼无从作主欤？

移居以后，张入见。余询以：“今既移居矣，尔等已决定送余回京否？可速商定来告！”

张忽谓：“此事殊不简单，既有多人参与，一切须取决于众议。且我等已发通电陈述主张八项，总须容纳数事，庶我等此举不致全无意义 ，若毫无结果，则众意必难通过。所谓八项主张者，即：（一）改组南京政府，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；（二）停止一切内战；（三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；（四）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；（五）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；（六）开放民众爱国运动；（七）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；（八）立即召开救国会议。”

余责其食言无信，勿令终其词，并谓之曰：“勿论尔等主张并无何种意义，即再说得动听些，而尔等行动如此背谬，亦必无人见信，更无任何人能赞成之也 。”

张又继续陈说其八项主张之理由，欲余酌加考虑。余谓：“已决心牺牲此身以维持国家之正气，成仁取义，筹之至审。在新城言之已详，何终不省？须知此身可被劫持，而意志万难劫夺，余决不稍有迁就。非余到京，不欲听尔对此事有只字之陈述，多言无益也。”

张谓：“尔亦太专制。余即为一人民，亦应让人民有陈述国事意见之机会。”

余谓：“今日余即担负国家存亡之责，凡效忠民国之国民此时皆应听中枢与领袖之命令；反之，若劫持领袖，强迫领袖，岂尚得自称为人民？况尔为统率军队之军人，更何得自居于人民？今日凡危害国家者即为余之敌人，亦即为国民之公敌。即使尔自居于人民，如欲说话，亦应在国民大会或地方议会中去说，至就政治及党的组织系统言 ，如有意见，亦应向中央依法陈请。尔等躬为叛变，不速自悛悟，尚托于陈述国事意见以自解，其谬孰甚！总之，余不回京，尔无论有何条件或主张均不能谈。”

张问：“回京以后，则可向中央提出欤？”

余谓：“余可允尔等提出于中央，但余必声明：余不能赞成尔等之主张。”

张谓：“你不赞成，则虽提何益乎？”

余曰：“党有纪律与议事规则，余不能独断，可否应决之于多数也。”

张半晌不语，旋谓：“委员长人格实太伟大，但有一点不无令人遗憾，余觉委员长之思想实太右太旧！”

余问：“何谓右？何谓旧？又何谓太右？”

张茫然不知所答，继乃言：“委员长所看之书多是韩非子、墨子一类，岂非太旧？”

余曰：“余不知尔所看之新书几何，且尔之所谓新书者系何种书籍？尔是否以马克斯资本论与共产主义之书籍为新乎？尔可将尔所看之新书择要问余，余可为尔详解也。须知精神之新旧不在所看之书之新旧 。尔岂知尔等之所视为新书者，余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阅几次矣。”

久之，张又谓：“举一例以言：委员长满脑筋都是岳武穆、文天祥、史可法，总觉赶不上时代。为何不从成功着想而只求成仁？且我数当代人物只有你一人，为何你不稍假借，容纳我等请求，领导我等革命？岂非就可成功，为何必欲成仁？以余等所见，成仁决不是办法，亦决不是革命者之真正目的。”

余讶其思想错谬至此，乃告之曰：“尔此言余实觉奇异。尔须知革命乃是牺牲，而非投机也。成功、成仁本是一件事 。总理所谓‘不成功，即成仁’，其意并未将成功成仁看做两件事也。实告尔：我之成仁即是成功，余何日成仁，即革命何日成功矣。尔未读总理军人精神教育讲演中有‘我生则国死，我死则国生’之二语乎？”

彼谓：“余未阅读及此。但‘我生国死’，此语尚不难解；若‘我死国生’，则作何解？”

余叹曰：“尔真未闻革命大道，难怪错误至此也。‘我生国死’云
者，譬如余今日若只求偷生视息，置国家利害民族存亡于不问，或偶遇艰险便生畏怯，身为军人，人格扫地，国家将何以免于危亡 ？岂非‘我生则国死’欤？反之，义之所在，不夺不摇，生命可牺牲，而正气与主义不可牺牲，能保存高尚之人格而死，则精神永远不死，自有无穷之继起者秉此正气以担当国事，此即所谓‘我死则国生’也。故今日如有人存此妄想，以为劫持我或危害我即可使中国无办法者，徒见其愚昧而已。”

彼见余不可强干，乃无言而退。

张退后，端纳告余以事变发生后中枢之决议及处置，对叛逆已决定讨伐云云。余心滋慰，益信总理之历史教训遗留深远，虽历任何艰危而无足为虑也。

端纳又告余以余妻必欲来此。余告之曰：“切不可来！务请转达余妻，待余死后来收余骨可也。”

闻黄仁霖与端纳同来，乃迄未来见，殊可异。

十二月十五日

余甚盼黄仁霖来见，俾可携余手函致余妻，盖明知前日一电未必发出也。张来时，余以此意告之 ，讵张不欲黄来见余，恐其察知余在此间被严密监视形同囚系之真情而归告中央，故令黄候于机场，对余言“有信可派人送至机场交黄带去，因天气不佳，恐飞行误时也”。余对张此等举动意大不怿，遂不与之言，亦不作函。

旋端纳出告张，责其不应如此。张乃使黄来见余。黄未入前，张请余“对黄勿有他言，但谓身体甚好以慰夫人，则与余等所去之电相符矣。”余不之答。

黄来时，余即作一函致余妻如下：余决为国牺牲，望勿为余有所顾虑。余决不愧对余妻，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。余既为革命而生，自当为革命而死，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。对于家事，他无所言，唯经国、纬国两儿，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，望视如己出，以慰余灵。但余妻切勿来陕。

书就后，为黄朗诵者再，恐张扣留此信不令携去，则可使黄回京时口述于余妻也。事后，知张果将此函留匿，且不令黄回京。盖张本欲余妻来陕向余劝解，而余函尾有“切勿来陕”之嘱，则其计将不售也。然彼亦不敢使余妻悬盼余之消息，乃商于端纳，使返洛阳以电话向余妻报告此间状况以慰之。盖西安诸人之唯一希望，即为余妻在京能设法缓和中央军之攻陕也。

下午，鲍文樾来报告，谓端纳与另一人已飞洛阳，余以为此同行者必黄仁霖。事后，乃知鲍之来见盖张使之，俾余揣想黄已回京而已。

是夜，张又来见，手持通讯社电稿报告国际近状，谓“关东军”有向绥远前进消息。察其状，似甚悔悟而急求陕事之速了也者，莫明其用意所在。又告余此次之事 杨虎城实早欲发动，催促再四，但彼踌躇未允，唯自十日来临潼亲受训斥，刺激太深，故遂同意发难，然实后悔莫及，如因此亡国，则唯有二途（一）自杀（一）入山为匪云云。

按十日张来见时，畅述其对请愿团体解说作两方代表之言，余当时曾痛斥之；盖以张在西安收容人民阵线，招纳反动政客，放任所谓“救国联合会”者，对学校及军队煽惑反动，顿使西北社会浮动，人心不安。对此现状，倍觉杞忧。余对张，尝念其十七年自动归附中央、完成统一之功，因此始终认其为一爱国有为之军人 ，故不拘他人对张如何诋毁，余终不惜出全力为之庇护。当西北国防重地全权交彼时，与之切言曰：“望尔能安心作事，负责尽职，以为雪耻救国之张本！”原冀其为国家效忠也。而今彼之所为，实与我所预期者完全相反，几使大好西北又将被其沦为东北之续。故中心忧结，辄自痛悔知人之不明，用人之不当，一至于此，不唯无以对党国，亦且无以对西北之同胞。因此时用悲愤，不胜为之焦灼 ，故当日日记中曾记其事，且有“汉卿小事精明，大事糊涂，把握不坚，心志不定，殊可悲也”之语，张今必已备阅之矣。

十二月十六日

清晨，张来见余，形色苍白，告余曰：“昨夜我本已将此间之委员会说服，原定四天至七天内可送委员长回京 ，但中央空军在渭南、华县等处突然轰炸进攻，群情愤激，故昨夜之议又将不能实行矣。奈何！”

余闻此语，知中央戡乱定变主持有人，不啻客中闻家庭平安之吉报也。然察彼所谓四日至七日之约期，则知彼等或有所待而不能自决乎？

午后，端纳自洛阳回陕，知陕、洛间军事仍在进行，此心更慰，以党国与人民必安定，则个人安危固不足计也。

是晚，张挽蒋百里先生来见余。

百里先生于事变前适来陕，同被禁于西京招待所者。为余言：“此间事已有转机，但中央军如急攻，则又将促之中变。委员长固不辞为国牺牲，然西北民困乍苏，至可悯念，宜稍留回旋余地，为国家保持元气。”再四婉请余致函中央军事当局，告以不久即可出陕，嘱勿遽进攻，且先停轰炸。

余谓：“此殊不易做到。如确有一最短期限可送余回京，则余可自动去函，嘱暂停轰炸三天，然不能由张要求停战，则中央或能见信；如照彼等所言须停止七天，则明为缓兵之计，不特中央必不能见信，余亦决不受其欺也。”

百里先生谓：“当再商之，总须派一人去传述消息。”

旋张又来见，言：“前方已开始冲突，中央军在华县与杨虎城部对峙中。如再进攻不已，则此间军队只可向后退却。”其意在以“退却”一语暗示将挟余他往，以相恫吓。余置若罔闻。

十二月十七日

午前，张又约百里先生来见，谓：“张意即请照委员长之意致函中央，令军事当局在三日内停止进攻，并请派蒋铭三携函飞洛阳。”余可之。

旋铭三来见，余乃亲函致之，嘱暂停轰炸三日，至星期六日为限，付铭三携去。

午后，张又来见，曰：“此事甚多转折。现在不问如何，先派铭三飞洛通信，余事再议。顷已送铭三上飞机赴洛矣。”

余乃知前方进攻必甚急。而味张“余事再谈”一语，则知其又为日后延缓迟宕之伏笔，然亦听之而已。

十二月十八日

事变迄今已一星期，安危生死，所志已决，此心更觉泰然。阅墨子自遣。

是晚张来言：“今日接京电，子文、墨三皆将来西安。”前闻端纳在洛与京中通电话，有子文等将来陕之说，想系张所电约也。

张又言：“墨三来电，如张、杨二人中有一人能约地与之相晤，则墨三愿出任疏解说明之责。”并谓：“我已复电墨三，言委员长盼尔来甚切。”

余闻此言始觉安心，知墨三必不被欺来陕矣。如墨三再来西安，则中央高级将领又续来一人，岂不将全陷危城 、一网打尽乎？

张又言：“铭三到京，尚无来电。”状似焦急。

余知京中必有决定，甚盼中央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也。

十二月十九日

昨日以前上身骨节疼痛难受，今日则臀部亦作剧痛，几不能起坐。

看墨子完。

今日为星期六日，三日停攻之约期已满，张等并无送余回京之表示，余亦不作回京之希望，盖明知日前彼辈之约言不可恃也。

是晚，张又来言：“子文、墨三尚未有来陕确期，唯铭三已来电，称彼到京报告后情形颇佳。”

余知此“情形颇佳”四字之意义断非如张之所揣测者也。

张又言：“现在此事亟待速了，前所要求之条件最好请委员长加以考虑，择其可行者先允实行几条，俾易于解决。”并言：“现在已无须八条，只留四条矣。”

余问：“所删者为何四条？”

彼答言：“后四条皆可不谈矣。”

余告以：“余不回京，任何一条皆不能实行，亦无从讨论，不问为八条四条也。”

十二月二十日

上午，闻上空有飞机声，以为停战期满，前方已开始作战，故飞机到西安侦察敌情也，讵未几，子文偕张及端纳来见，始知此机乃载子文来陕者 ，殊出余意计之外。

与子文相见，握手劳问，悲感交集，几不能作一语。

子文出余妻一函示余，略谓：“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，则必来与君共生死！”余读竟，不禁泫然泪下。

子文示意张及端纳外出，彼独留与余谈话。此为余被劫以来撤去监视得自由谈话之第一次，然监视者仍在门外窃听也。

余知黄仁霖未回京，即将预留之遗嘱交子文，俾转示余妻。次乃互询彼此近状。子文言邵元冲同志在西京招待所被叛兵击中数枪，已伤重殒命，闻之不胜悲感。余告子文以余之日记、文件等均为张等携去阅读，及彼等读余日记及文件后态度改变之情形 ，并告子文此时非迅速进兵不能救国家脱离危险，亲示子文以进兵之方略，俾其归告中央。谈约半小时，恐久谈生疑，促子文速出。

傍晚，子文又来见。余告以此事之处置应从国家前途着想，切勿计虑个人之安危，吾人作事应完全为公而不可徇私 ，如能速将西安包围，则余虽危亦安，即牺牲亦瞑目矣。

是晚，张又来见，谓乘子文在此之机会商定实行一二事，以便速了此局。余仍正色拒之，以非余回京 ，无论何事不能谈也。

十二月二十一日

今晨睡极酣。上午十一时余尚在睡中，子文推门入见，朦胧中几不辩为谁，移时清醒，乃知为子文。

彼告余曰：“今日拟即回京。”

余讶其归之速，以彼昨告余，将住三日再回京也。方欲有所言，子文移身近余，谓：“门外有人窃听，不便多谈，唯京中军事计划与兄正同也。”

余曰：“如照余之计划，五日内即可围攻西安，则余乃安全；虽危亦无所惧。宜告京中诸同志，勿为余之生死有所顾虑，以误国家之大计。”

子文颔首者再，止余勿多言，即与余握手告别。余乃高声语之曰：“尔切勿再来！且切嘱余妻，无论如何勿来陕！”一面以手示意，暗示中央应从速进兵。

子文强慰余曰：“后日当再来陕视兄。”

余再以手示意，令勿再来。

子文言：“余来无妨，彼等对余之意尚不恶也。”既出，忽复入，重言曰：“余后日必再来视兄。”

余知其不忍遽离，念生离死别人生所悲，况余自分已决心牺牲，此时诀别之情绪，兼以托妻托孤之遗意，百感交集，真不堪回忆矣。

今日张来见时，余询以：“前次遗书既未交黄仁霖带去，今置于何处？”

张答：“他日若委员长安全返京，自当亲交夫人；如果不讳，亦必亲交夫人，决不有失。”言次显有恫吓之意。

是晚张又来，言彼须离此一二日。询以何往，彼言：“前方已开战，杀伤甚多。此间推余到前方指挥，去一二日当再回此。”

察其语气，似欲探余对其所言是否惊恐也者。余泰然置之，彼乃无言而去。

十二月二十二日

今日终日盼望飞机声与炮声能早入余耳，以观昨晚张来见时神色仓皇之情状，知叛军必惨败，中央军进展必极速也。不料待至午后竟寂无所闻 ，而余妻忽于下午四时乘飞机到西安，乍见惊讶，如在梦寐。

余日前切嘱子文，劝妻万不可来西安，不意其竟冒万险而入此虎穴。感动悲咽，不可言状。妻见余 ，强作欢颜，而余则更增忧虑。盖旬日以来，对自身生死早已置之度外，而今后乃更须顾虑余妻之安危。余妻智勇慈爱，平时已信其必能为党国效忠；且与余同心互勉，誓为总理之主义奋斗到底，期其有成，何忍任其牺牲于危城中乎？今日清晨偶翻旧约，得某章有“耶和华今要作一件新事，即以女子护卫男子”云云 ，午后余妻果至，事若巧合。然余妻冒险相从，非受宗教素养极深者不可能也。

妻告余以外间种种情况，谓今日同来者有蒋鼎文、戴笠、端纳、子文等四人，并劝余应先设法脱离此间，再言其他。

余告之曰：“吾妻爱国明义，应知今日一切须以国家为重。此来相从患难，亦为公而非为私。如他人或有以非义之言托为转劝者，必严词拒之。余决不能在此有签允 任何条件之事，如余签一字，则余即为违法而有负革命之大义与国民之付托，且更无离此之希望；即离此，亦虽生犹死也。”

妻急慰余曰：“君千万勿虑！君所言者，余知之已审；君之素志，更所深知。余重视国家甚于吾夫 ，重视君之人格甚于君之生命。余决不强君
有违背素愿之举。然余来，则君有共患难、同生死之人，君亦可以自慰也。”

余妻并为余言：“侍从人员及侍卫官在华清池殉难者有组长蒋孝先、秘书萧乃华、区队长毛裕礼、侍卫官蒋瑞昌及汤根良、张华、洪家荣等诸人，而竺培基及施文彪二人受伤甚重，其余尚待调查。”

念诸人以身殉职，均不愧余平日之教诲；然变起仓皇，忠良同殒，殊为之凄怆不止。而萧生乃华以文职人员，抗贼不屈而死，为尤可悲也。

十二月二十三日

与余妻研究此次事变之结局，觉西安诸人心理上确已动摇，不复如前之坚持；但余决不存丝毫 侥幸之心，盖唯以至不变者驭天下之至变，而后可以俯仰无愧，夷险一致，且为战胜艰危唯一之途径也。

妻欲余达总理在广州蒙难之经过，余为追述之。妻谓余曰：“昔日总理蒙难，尚有君间关相从于永丰舰中，相共朝夕，今安从更得此人？”

余告之曰：“此无足异，情势互不相同，来此均失自由，即赴难亦何益。且余知同志与门人中急难之情无间遐迩，非不欲来也。余虽无赴难之友生，而君数千里外冒险来此 ，夫妻共生死，岂不比师生同患难更可宝贵乎？”

是日，子文与张、杨诸人会谈约半日，对于送余回京事众意尚未一致。

夜，子文来言，谓：“当无论如何重大之困难，决当做到不附任何条件而脱离此间，誓竭全力图之耳。”

十二月二十四日

西安诸人中对昨与子文所谈忽有提异议者，声明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前决仍留余在西安。子文甚不怿 。余坦然置之，不以为意，以本不作脱险之想，亦无安危得失之念存于此心也。

旋彼方所谓“西北委员会”中激烈分子又提出七条件，嘱子文转达。子文决然退还之，谓：“此何能示蒋先生？”已而张汉卿果出而调停，谓：“不能再弄手段 ，否则张某将独行其是。”遂又将所谓条件者自动撤回。

一日之间变化数起。

至夜间，又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，与张争执几决裂，究不知其真相如何。

十二月二十五日

晨，子文来言：“张汉卿决心送委员长回京，唯格于杨虎城之反对，不能公开出城，以西安内外多杨虎城部队，且城门皆由杨部派兵守卫故也。张意